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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作 与 住 宿

来源:金梦熊    浏览次数:469    发布时间:2021-06-24

那个年代,我们在工地住的地方多种多样,有建设单位搭的土干打垒房、砖干打垒房、芦席工棚、油毛毡工棚、石棉瓦工棚,有猪圈及牛棚,有帆布帐篷。这些地方多数都是新建场区,原来是荒郊野外;有时住在向当地农民租的空闲房。年初出工时,被褥、衣物和生活用品等都用一张大帆布捆成一个大行李卷,再带上一两个或几个箱子。东西靠火车托运,或用卡车运。偶尔,在小市镇附近,还能住上闲置的空房,甚至旅社。不过从来没有碰到过“星级”的。也能住上正规的单位招待所,级别有时很高的,甚至到过“级”。

不同专业队,状况不同。地质队与测量队一般工程规模小、人员少、周期短,大体上都是上面说的这样;水文队大多都是住帐篷,工程规模大、人员多、周期长,有时一个工程周期几个月,甚至一年。好像也有两、三年的。至于吃饭,水文队大多数自己开伙,有时还要三班倒。地质队和测量队则入乡随俗,多种多样,有搭伙的,也有自己开伙的。

介绍几个我亲身经历过的例子吧。

(1)1965年盛夏,7~8月间,四川省富顺县一条山沟里。工程刚开始建设,甲方建了几座工棚,是芦席还是油毛毡的我记不清了。甲方、施工单位、设计单位和我们勘测公司的人都住在工棚里。当然,各个单位还是分开的。

富顺地处四川盆地南缘,夏季气候潮湿闷热。我记得很清楚,那次正赶上八一建军节,是三伏天。我刚参加工作不到一年,主要任务是见习工作,参加劳动。工地空旷,还没有三通一平,树木很少,只有一些灌木丛和茅草,还有一片放干了水的稻田。房子外边头顶烈日,骄阳似火,就连茅草都有一股烧焦的味道。用手一摸头上的草帽,滚烫,都快烧着了!我不时地把它拿在手里摇着当扇子用,算是一举两得,脖子上再搭一条擦汗的汗巾;躲到工棚里,倒是没太阳了,空气却像是凝固了,没有一丝儿风。身体里的热量散不出去,分不清是外边热还是里边热。浑身都是汗,不是晒的就是闷的。这时候真希望有点儿风刮来。

按规定,只要是工作时间,都要求全身穿工作服,脚蹬劳保鞋(翻毛硬头),头戴安全帽(那时还是柳条帽),手上戴手套,主要为确保钻探时的安全生产,避免刮碰钻具受伤,夏天也不例外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些规定。反正我曾见过穿着一双拖鞋来打钻的。如果是那个时候碰见,肯定给你骂回去了!

这个工程中,我们挖了几个探井,也是这样要求的。一开始,工作服里边还穿着背心,后来觉得始终湿漉漉的,很不舒服,干脆去掉,光身子穿工作服。挖井时,每个探井旁边都插上一把帆布遮阳伞。有伞遮着,就没有烈日直晒了,感觉比工棚里边还强。不过,工作服穿在身上一直是湿乎乎的,没有干过。就算吃午饭时搭在绳子上狠晒着,也没奏效:等到下午穿到身上,仍然是潮乎乎的。

到了晚上,还是没有风。想坐着歇会儿,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蚊子,还越来越多,拿扇子赶都赶不走。外边呆不成了。得进工棚、钻进蚊帐了。

我们用的是木板床。我住的上铺。铺盖很简单:下面铺的草席,上边盖一条床单,放个枕头(就是把两件衣服塞到枕套里),一把大蒲扇,一条擦汗的毛巾。上面挂着一顶蚊帐。南方的蚊子可谓所向无敌。你敢不挂蚊帐,就得天天唱“今夜无眠”;蚊帐要仔细用席子边儿塞好、掖好,否则,哪怕是放进一只蚊子来,也会撩拨得你大动干戈的。不要说叮咬,单说那讨厌的“嗡”、“嗡”声,就会惹得你心烦意乱。我们房间只是住宿用的,不兼做办公,没有放汽灯,只有煤油灯。我借着油灯亮儿看了看,帐子里没有蚊子,可以躺下了。再一看,油灯还亮着,还没吹灯呢,只好撩开蚊帐,吹灭了灯,摸黑再掖好。没想到,这一折腾,还是有蚊子乘虚而入,还放肆地绕着我的脑袋嗡嗡起来;想拍死它,又找不到。只好再起来,点上灯,钻进蚊帐,搧起蒲扇、抡起床单,一通折腾,才把蚊子拍死。弄得我气喘吁吁、大汗淋漓,很长时间都静不下来。把蚊帐里边巡视一番,确认没事了——再吹灯!我忽然想起,我有手电筒啊,傻不傻呀!对,应该先吹灯,再钻进蚊帐,用手电筒照着整理蚊帐。这不就不用再折腾了么。

我躺下来松了口气,刚有点儿迷糊,就觉得胳臂痒痒,手电一照:我这胳臂贴在蚊帐里边,有个蚊子却叮在蚊帐外边、透过窟窿眼儿叮到皮肤上,真是“无孔不入”。以前只在北方呆过,哪儿碰见过这种事儿?问老同志:西安也不这样,最多点上蚊香蚊子就熏跑了。这儿可倒好,胳臂还得躲着蚊帐。浑身到处是包,又红又肿又痒,有的地方还挠破了。由于汗流不断,只好在地上放一脸盆水泡上毛巾,过一会儿就捞起来在身上擦擦,弄得到处都是痱子,好几天都睡不好觉。

与那种嗡嗡得令人生厌的蚊子不同,这儿有一种叫“小咬”的小黑蚊子,专门悄无声息地叮咬你,等你发现了,它却跑了;你钻到蚊帐里,它还能从蚊帐的小窟窿眼儿里钻进去,让你防不胜防。有一次,我干脆不动它,跟他较劲,看着它叮在胳臂上,从一个小黑点儿开始,不停地吸血,越变越大,成了透明的小红气球一样,越来越痒痒。最后,它连飞跑的劲儿都没有了,“啪”!拍成了一堆血!

这就是南方。不过,南方地方大了。四川是这样,贵州、广西、广东、海南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江苏,后来我都到过,又何尝不是如此;当然北方好多了。反正搞野外工作的,都免不了。时间长了,经过磨练了,慢慢就麻木了,好像也有“免疫力”了。现在空调普遍了,室内环境慢慢好了。但你不能成天背着空调、电扇到处跑哇。既然是立志从事野外工作,就不能怕吃苦。这种思想准备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!

(2)1966年夏初,贵州省都匀市郊外一个叫“花椒地”的布依族聚居区。我们队借住在老乡的几间民房里。我们住的那间房子,外观乍一看是一幢比较高的木屋;走近才发现一层光线比较昏暗,还传来“哼”、“哼”声:原来是猪圈,四周有几根粗大的木柱,没有围墙。沿着屋外木楼梯登上二层,那是房东放杂物的的屋子,与南方常见的木屋没什么大的差别。我们在屋内放了几张帆布的折叠行军床,又放了几张铁皮的活动办公桌和椅子,还有绘图板、绘图用具、资料及办公用品等。那时,工地还没有三通一平,没有电灯,照明用的是两盏汽灯和几盏煤油灯。这里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,住的是我们几个技术人员;其他人住在别的房间里,每间屋里都有煤油灯。开会或集体活动时,都在我们这间屋子里。

虽然底层是猪圈,猪粪的味道都弥漫到我们的房子里边去了,开始时闻着不舒服,但很快就习惯了。其实,我们到过的地方那么多,什么情况都有,住的房子紧挨粪坑旁边的也有,又不盖盖子,味道比这儿还冲,这并不稀奇。我们都是常年搞野外工作的,不在乎那些,没那么娇气。

早就听说过,贵州是“天无三日晴、地无三尺平、人无三分银”,此话虽然不无夸张,但连阴雨比较多,带来好多烦心事,却是事实。工地地形起伏大,沟沟坎坎的,没有公路,只有羊肠小道,地层属“红黏土”,又黏又滑。走在上面,稍不注意“呲溜”就是个跟头,有时连着摔几次。那时年轻,成天晒太阳,肯定不缺钙、没得骨质疏松病,说不定钙一过剩就长成骨刺呢。骨头禁摔着哪。不过,免不了浑身都是泥巴;加上这个工程以挖探井为主,井壁上到处湿漉漉的,上下探井时更是浑身蹭满了泥巴。那时的工作服都是“劳动布”的,一泡水又厚又硬,还不容易干,所以不能经常洗,脏就脏点儿吧。由于气候潮湿,被褥也总是潮乎乎的,又很少能晒到太阳,被窝里钻进去又凉又潮。过一段时间,很多人膝盖、肘部、关节甚至手指头都肿大、疼痛,很难医好,甚至落下病根。我们这些北方人算是领教了南方气候的厉害了。

后来,又听说这个地方解放前闹过土匪;还听说那个房东好像还干过几天,不过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情了。这叫什么事嘛!人都住了几天了,才告诉我们。在那个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年代,可不能掉以轻心。不过事已至此,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住吧。好在我们一个屋里都住了几个人;周围还有几间房子哪,都住的自己人,不至于有什么事吧?!最后,有惊无险,总算平平安安地过去了。

(3)1976年1月,河北省石家庄市区以北20多公里黄壁庄村。

那年的春节是1月31日。元旦过后,再过几天就该过年了。突然传来噩耗:敬爱的周总理1月8日逝世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接近尾声了。老人家是被活活累死、气死的!谁都知道,这是那个老妖婆和她的那帮狐群狗党干的“好事”。亿万人民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。恰在这时,接到部里下达的任务:立即派人去石家庄完成黄壁庄卫星通信地面站的勘察任务。公司领导将任务交给了我们二〇四队。据已有资料,工程场地地层上部土层很薄,下面的基岩是主要的需要查清和评价的地层。卫星地面站详细勘察以前基本上没有接触过,需要的钻探设备和技术等也都是近两年来较少遇到的。现场刚刚开始筹建。南面的村子里有几十户人家。甲方筹建处的几个人已经住在那里,吃住条件很差。总之,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预计都会存在很多困难。大家都很清楚,确确实实是时间紧、任务重。继承周总理的遗志,化悲痛为力量,落实在行动中,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到了。要切切实实地学习周总理的优秀品质和人格力量,完成这次勘察任务。很快,我们全队完成了出工准备,奔赴工地。

我们队十几个人,住在黄壁庄村村民(那时还叫社员)腾出的空房里。

河北大平原的冬天,一望无际,庄稼已收完,树木多是孤零零的,风一吹没遮没挡的。记得是1月14日进了工地。掐指一算,已是“三九”的第六天,“小寒”刚过“大寒”到。俗话说,“三九四九冰上走”,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了。北方农村的家里习惯烧炕,那时主要是烧柴。可社员生活本来就困难,冬天不住人的炕几乎多年都停烧了,哪儿有什么热气儿。炕洞、烟道往往不通畅。原想买几个炉子,烧煤和烧柴却很难买到,何况都到了年底了:烧煤是计划供应,不是想买就能买得到的,办“手续”,谈何容易?离石家庄、正定、灵寿县都几十公里哪;烧柴,早让社员们捡光了。就连我们十几个人做饭开伙用的煤和柴还都得节省着用呢。部里下达的任务,要求提交勘察报告日期很紧急:外业要求年前完成、初步结论报领导,正式报告年后报。为此,居住、取暖条件只能因陋就简了。那时正是“工业学大庆、农业学大寨”的时代。用“有条件要上;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的态度来对待困难,是最常用的办法。这次也应该是这样。

我们分别住到几个房间里,一间两个人。甲方的人事前把铺的、盖的都放好了。我和赵景义一个屋,进屋一看,炕上铺了一张大炕席,一人一条军用毛毯、一条被子,一个枕头。手一摸,炕冰凉,没烧火。晚上要就寝了,炕上地方倒是不小。两人一商量就分头行动了:把皮大衣扣子一扣,做成一条“圆筒状”,真像一条“睡袋”——“羊皮睡袋”,再把两条袖子互相一捅,领子一窝、裹严,有扣子的那一面朝下,放到铺好的毛毯上。一看被子,不厚。该睡觉了,里外衣服都没敢脱,都留着吧,剩点儿热气儿都别浪费了。从大衣下摆处往“睡袋”里一钻,感觉还不错。最后,把皮帽子往头上一扣。还是人家老赵有先见之明,来之前找了个玻璃盐水瓶,灌上热水,塞到脚底下:“美的很”!“想气我是不是,明天我也去找一个瓶子”。忽然,我想起我不是还有棉手套吗?那双棉手套大拇指是独立的,其它四指连为一体。这不正好吗?于是,“棉手套”当成“棉脚套”,穿到脚上,只可惜短了点儿。这下子,脚暖些了。可是,时间一长,渐渐的,觉得全身被“睡袋”紧紧箍住,动弹不得,想活动活动、变个姿势都费劲,下面又是凉炕,老是睡不着。老赵也没睡着。干脆不睡了,聊天。一会儿,又想撒尿了,还得爬起来……。后来就是似睡非睡的……。反正啊,越睡越冷,“五更寒”嘛!究竟睡没睡着,我自己也说不清了。

第二天互相一问,只有两间屋子炕烧热了,其他都没睡好,情况都差不多。幸亏每人都有一件皮大衣,不然会更难受。我又说了“棉脚套”还有点用。张英武和杨振堂同屋,老杨说:老张冻得睡不着,半夜爬起来跑步取暖。当兵的么,长跑是强项!张说,你还别说,这一跑不冷了,都学一学我这先进经验吧。看来明天还得继续跑,组织个“长跑队”。

我们单位有一、二百位复转军人,都参加过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。这次来的除了杨振堂和张英武,还有万长安和曹志明等。那是1962年10~11月,在青藏高原南部边防线上。老杨说,我们那个部队七天七夜没休息,行军、打仗、上前线,天气真冷。膝盖落下了病根。有的单位的战友因为连冻带饿、因为生病而牺牲了。十一月,青藏高原,世界屋脊,真正是爬冰卧雪呀。不要说还要打仗,光是在这儿呆上几天几夜,就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了。

本来,我心里有满腹牢骚想发泄的,怪甲方对我们太不仗义,至少也应该多给我们准备几床被子,厚点的被子嘛。但听到老杨他们的经历,我们当前的困难与他们那时的困难没有办法相比呀:不就是睡几天凉炕吗。我哪里还好意思再计较什么了。

就是这样,晚上睡凉炕,白天在工地顶风冒雪照样干活。我们战胜了河北大地上“三九”、“四九”的严寒,终于完成了工程任务。

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(2021年6月10日)

 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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